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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复制与中国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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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中


    世界艺术之林中,中国画是一枝奇葩。其独特的笔墨形式与造型内容密不可分。中国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学习中国画更多的是从临摹入手,而不像西洋画那样更主要的是从掌握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原理开始。因此,在中国画的发展过程中,研究和借鉴古代绘画名迹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只有大量研读及临摹前人作品,才能将自身的水准提升至相应的高度。中国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师巨匠,在面对古代绘画名迹时,往往身体力行,大量临摹。宋代有名的书画皇帝徽宗赵佶,就有多件传为他临摹的唐代名迹传世,现在这些作品均为国宝;执元代画坛牛耳的赵孟頫,如果没有浸淫唐宋名迹的经历,是断不会提出以古开新的古意理论并且在此基础上引领有元一代文人画风的;沈周凭借家传的古代名迹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遥继元人画风并开创了吴门画派的文人画中兴局面;董其昌乃是凭借其收藏的一批画史上里程碑式的古画,非但集文人画之大成,创造出影响深远的个人画风,而且提出了左右绘画史三百年进程的南北宗理论。可以这样说,史上有名之大画家,多数同时又是富有名画收藏的鉴藏家,正是这些煌煌巨作助其成就一代宗师。

    再看近现代画史,类似的事例同样比比皆是,陆俨少先生晚年就曾说起他早年参观1937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展的情景:面对一大批宋元名画,如饕餮对美食。在为时一月的参观期间,每日用手比划,在心中临摹,令先贤笔法烂熟于胸,从此得以笔墨大进,他将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比喻为贫儿暴富;又如张大千、溥儒、吴湖帆、于非闇、贺天健、郑午昌、谢稚柳、陈少梅乃至徐邦达、启功等诸先生,都是借民国时故宫名画散佚民间的机会,得以大量饱览、鉴藏唐宋元名迹,非但将他们自己学画的范围逐渐由以往的明清拓展至后来的宋元甚至晋唐,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二十世纪中国画的鉴定、鉴赏水平。

    然而因技术手段限制,除了极少数人有条件目睹真迹或临本外,面对前人名迹朝夕赏玩绝对是一种奢望。清初以后,大量传世名画被皇家搜罗,秘藏于深宫大院,致使民间无缘得睹古代名作的普通画家只能狭隘地以近现代名家的作品为唯一的榜样,卒令画坛出现了家家大痴人人一峰的单调情形。五四运动以后,直至新中国的美术教育采用西画体系,从素描、色彩开始入手学习中国画。甚至有些著名画家,虽然他们也使用毛笔宣纸和中国画颜料,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更多的是西方的绘画语言。使得人们对中国画产生了误判,以为拿毛笔画的就一定是中国画。这种尴尬的状况,不但招来石涛、齐白石等古之须眉,不能揭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腑肠删去临摹手一双的严厉批评,而且导致了清代正统派绘画至二十世纪初迅速式微的局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更受到了受西方绘画影响的理论家们中国画衰败已极的过激批判,引起了中国画坛极大的震荡。

     1996年,台湾旅居新加坡的苏绣女士,在与二玄社合作四年的基础上,受到当时上海文化局领导的协助,携二玄社复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三百余件复制品,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首场《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展》,引起了美术界、文博界的轰动,谢稚柳、陈佩秋、程十发等著名书画家纷纷前往参观。展厅内观者如潮,好评不断。由此开始,她率领的大雅堂团队,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天津、沈阳、西安等几十个城市的权威艺术机构举办了过百场展览,让成千上万的大陆艺术家、学者和艺术爱好者,充分欣赏到了我们的先人所创造的伟大的艺术经典作品,充分领略了我们祖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大陆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发展。许多观众在观看展览后赞誉苏绣女士为中国文化和艺术做了件大好事。许多艺术院校纷纷购置名画复制品,设立临摹室。更有一些院校与大雅堂建立合作关系,直接将课堂设在展厅,让莘莘学子面对大师巨作,直接沐浴在传统经典文化的雨露滋润里。陈振濂先生在展厅里对他的学生说:你们要把这些复制品当真迹来看。它就是真迹。艺术理论界评价说:二玄社复制这批中国书画的价值,并非仅仅在于创造了一个艺术品复制、出版领域的神话,而更在于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书画创作研究领域里的一代学子。其影响中国美术界的深远意义,可能将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内持续不断地体现出来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复制品在大陆出现,已经引起中国书画发展的转折,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可以说,中国美术96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上海美术馆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展》;主办人苏绣女士对于中国美术的促进和弘扬传统文化,可谓功德无量。在苏绣女士及大雅堂的影响和启迪下,中国大陆上掀起了艺术品复制的高潮。

     随着经济腾飞,改革开放转入深层次发展,我国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的重建成为精神文化的重要课题。文化的发展和传播需要载体,它要借助文学、艺术等各种具体样式进行传承。其传承的深度与传播的广度成正比。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各个层面有助于民族自信心正确建立的精髓,是每个华夏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良好的愿景必须由能够完全支持的技术手段来实现。而现代书画复制技术刚好承上启下,串起传统绘画和中国美术发展的链条。

     随着现代艺术品复制业的不断发展,两岸故宫博物院及其他各大博物馆珍藏的诸多不同画风作品纷纷复制出现,极好地解决了博物馆收藏和利用的矛盾。各地艺术院校的中国画教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中国美术学院国画临摹室中,五张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一字排开,好不气派。由潘天寿先生创导的注重传统的国美特色,在完美的范本支持下,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当初在中国美术学院就读、如今留校执教的林海钟、郑力先生,每每说起当初买复制品、临摹复制品时,津津乐道,无不对经典复制品在其个人成长经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原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辑汤哲明先生曾经说过:在今天以及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间崛起新一代中国书画名家之中,将鲜有未能泽惠于二玄社中国名画复制品者。当今中国画坛各种风格争奇斗艳,泼墨写意、工笔重彩,可谓五彩缤纷,精彩纷呈。不但传统的笔墨传统得以继承,在新工艺、新方法下,新视角、新题材也在不断丰富。不得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复制技术的发展。大量高保真经典书画复制品的出现给当代中国美术提供了发展的参照坐标。愈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熟谙中国书画历史发展的人,就愈能感受这一点。在现在的形势下,如果再有人提出中国画衰败已极的论点,大概人们直接就按“Cancel”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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